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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中的政治伦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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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易学家张载认为,易为天道,则归于人事,提出“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易说·系辞下》),把周易看成是提高君子品德的教科书。易学对人道和人文的阐发,影响深远。以下,就政治和伦理生活谈谈易学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一)易学与政治

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其目的是探讨君、臣、民三者的地位和关系,以维系政权的稳定和百姓生活的安定。《易经》中的卦爻辞,记录了当时的政治事件和君臣民的活动。如观卦六四爻辞说:“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谓诸侯受到王室的关怀。蛊卦上九爻辞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谓辞官引退,自洁其身。明夷卦六五爻辞说:“箕子明夷”,谓箕子受殷纣王的迫害而韬光养晦。后人读《易经》,观象玩辞,从这些卦爻辞中,吸取智慧,处理其政治生活。《易传》又提出爻位说,依中位,当位,应位等,解释卦爻辞所言之事的吉凶。爻位说,谓一卦六爻,各有其所处的地位,并且相互关联,实际上是当时的社会关系或人际关系的规定在易学中的反映。如乾卦九五爻,既处于君位,又居中位,表示官运亨通,故爻辞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初九爻居于一卦之初,表示尚未施展其才能,故爻辞说:“潜龙勿用”。后人,按《易传》设立的体例,探讨君、臣、民三者的关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周易便成了一部指导政治生活和总结王朝兴衰以及社会治乱的教科书。如宋代的易学家杨万里所说:“君臣父子无非易也,视听言动无非易也,治乱安危无非易也,取舍进退无非易也”总之,被视为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典籍。

追求和平,是周易文化倡导的最高政治理念。咸卦《彖》文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所谓“和平”,谓从王室到诸侯,中央到地方,君臣民都应和睦相处,以维系国家的安定。乾卦《彖》文说:“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太和谓高度和谐的境地,有此境界,便能实现天下太平。宋朱熹认为此是讲圣人居于帝王之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周易本义·乾》)。如何实现政治生活中的和谐理念?就君民关系说,执政者要爱护百姓,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所谓“何以守位,日仁。何以聚人,日财”。又说:“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易传·系辞下》)。其中重要的是“上以厚下安宅”(《易传·剥·象》)即在上者丰厚于下,使百姓能安居乐业。为了防止因财富悬殊而酿成的社会动乱,《易传》还提出“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谦·象》),“损上益下,民悦无疆”(益·彖),主张减损社会上层的财富,以增益下层平民。总之,执政者要做到“吉凶与民同患”,即共患难,共亨乐。这些治国平天下的原则,为历代易学所阐发,以“中和”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中谓中正,不偏于一方。和谓步调一致,不搞对抗。程颐说:“天下之理,莫善于中”(《程氏易传·震》)。又说:“圣人则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万类也”(《程氏易传·睽》)。认为事物的性质,皆有同和异两方面,圣人治天下,总是异中求同,如《睽·象》所说:“君子以同而异”,以维系和谐的局面。和平理念也是易学中相反相成思维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一直成为中国人处理国内国际关系的价值准则。

革故鼎新也是周易文化提出的处理各种社会制度和评价政权得失的原则,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同样影响深远。鼎卦排在革卦之后,《易传·杂卦》解释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易传》认为,万事万物都处于变易的过程,人类的文化也是如此。《系辞下》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事物发展到穷尽处,无路可走,只有通过变革,方能继续发展下去。为了防止走向反面,《易传·系辞下》又提出三不忘原则:“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以上这些原则,后被易学家所阐发,成为追求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进行改制的理论依据。杨万里又视周易为“圣人通变之书”,认为执政者掌握了社会政治乱的法则,虽处于屯难之势,亦可以转灾为福,“拨乱反正”,(《诚齐易传·屯》)。到了近代,康有为和孙中山等改革家和革命家,正是依易学倡导的变革思维号召国人为变法革新和推翻帝制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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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易学与伦理

中国古代的伦理观,其目的是维系人际关系的和睦相处,而所倡导的人际关系又是以家族为核心而形成的伦理情谊关系。易学的伦理观也是如此,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如《易传·乾·文言》通过对乾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提出四德说:“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以仁爱为诸德之首,强调既要利人利物,又要符合正义。而且将办事坚守原则作为美德之一。又如,关于君子的美德,乾卦《象》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认为君子一方面要有奋斗不懈的进取精神,一方面要有宽厚博大的谦虚胸怀,缺一不可。关于人格修养,《乾·文言》提出“进德修业”说,认为君子一方面要讲忠信,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著书立说,要基于诚心,不能讲假语,所谓“修辞立其诚”,二者亦不可偏废。《系辞上》还提出“崇德广业”说,以求知为崇德,以循礼为广业,以二者结合,为道义之门。《坤·文言》还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谓待人接物,一方面要有恭敬之情,使内心正直;一方面要使外表的行为端正,符合正义,二者缺一不可。总之,倡导义利合一,刚柔合一,德业合一,仁智合一,表里如一,乃其“阴阳合德”的易学思维在伦理生活中的表现。以上这些道德规范和修养方法,为后来易学所阐发,丰富了儒家伦理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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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作为占筮之书,其目的是通过占筮的形式,为人排忧解难,化险为夷,乃先民忧患意识的产物。但人处于逆境或困境之时,是放弃作人的原则,满足个人的私欲,还是坚持原则,不受逆境的摆布,此是伦理学中讨论的义命关系问题。《易经》认为,人有不幸,首先要反省自己的行为,补过自新,“悔”、“吝”等断语,表示通过悔恨,可以化凶为吉。《易传》阐发了这一观点,认为六十四卦中的九个卦名,即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皆有于忧患之时,提高人的道德境界的意义。如困卦,表示处于困境,可以锻炼人的辨别是非的能力,所谓“困,德之辨也”(《系辞下》)。所以此卦《象》文说:“君子以致命遂志”,谓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实现自己志愿或理念。《易传》倡导的这种做人原则或道德原则,为后来易学家特别是义理学派所阐发,为传播儒家的人生观提供了经典的依据。如张载于其《易说》中所说,君子处于多凶多惧之地,仍进德涉义而不怠懈。又说:“进退上下,惟义所适,惟时所合”(《易说·乾》),谓处于可进可退的关键时刻,仍坚守正义,不动摇自己的信念。清代王夫之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原则,以善恶论吉凶,所谓“于其善决其吉,于其不善决其凶”(《周易内传·系辞上》)。认为周易不是为小人谋求吉凶祸福,而是为君子辨别是非善恶,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特别是,面临凶险逆境之际,更应坚守自己的理念,不为个人的得失安危所牵累。他认为人有活动,便有吉凶祸福。对待自己的生活遭遇,应如《易传》所说:“乐天知命,故不忧”;对待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应“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据。易学所倡导的这种义命观,既不受名利的诱惑,又不屈服于邪恶势力,既是理性主义的,又是乐观主义的。从而在历史上哺育了一大批为民造福、为真善美的理念而献身的仁人志士以及伟大的思想家,学者和文学艺术家,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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