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儒佛道三教关系视域下的东方哲学与宗教

“东方”在今天似已成为与“西方”相对的、约定俗成的、习惯性使用的名词概念, 但在实际使用时其内涵并不是十分确定。本文主要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 以“一带一路”对东西方文明的陆上贸易和文化交流之促进为历史背景来讨论“东方”, 依次探讨从佛教在古代印度的创立;佛教进入中国后如何与儒道并列;佛教在与儒道的冲突和融合中如何形成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关系, 从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以及中华儒佛道传入东亚国家和地区后如何表现出不同于中国的三教关系, 并在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中奠定了东方文化的“底色”, 由此说明东方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在世界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 东方哲学与宗教给人类带来的东方智慧可以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 佛教走进中国与儒道相遇

　　东方哲学与宗教丰富多彩, 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体现, 儒佛道三教则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们既成为博大精深的东方哲学与宗教的重要底色, 也成为连接从南亚到东亚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主线。

　　从东方文化视域看, 佛教在印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印度有着悠久的东方文明传统, 印度文化有着追求精神超越永恒的文化主题, 以及由此而表现出的和谐精神、出世精神和包容精神。从远古的印度河文明时代到吠陀时代, 乃至婆罗门教和佛教时期, 都延续着印度文化的主题, 传承着东方文明的智慧。但在印度文化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印度佛教, 又是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传统婆罗门教的反动。

　　佛教走进中国, 为什么主要会与儒道相遇？中华文化在殷周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 即由神本向人本的转移以及人道主义思潮的出现, 这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最直接的思想之源。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诸子百家各显风采, 但又有着共同的文化特质和价值追求, 即始终关注现实的社会和人生, 以社会的和谐与人生的幸福为终极目标, 这在儒、道两家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 儒、道两家可谓同源异流, 以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思想特点传承发展着中华文明传统。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 强调仁和礼的相辅互动, 表现出了其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向往与追求。道家则崇尚自然无为, 并批判性地提示要防止道德文明的虚伪性和工具化倾向, 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儒道两家分别从重人伦和重自然的角度, 发挥了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 两家相异互补, 殊途同归, 因此, 从战国中期以后就表现出了融合倾向, 逐渐出现了融道法名辨的新儒家和兼儒墨之善的新道家。秦汉以后, 儒道两家更是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 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支柱, 既主导着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 又代表着中华文化迎接外来佛教的到来。

　　儒道两家同源异流, 异流合道, 两者犹如阴阳互补般地展现着中华文化之两极, 并为迎接、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提供了思想文化背景。而魏晋玄学的儒道结合和名教自然之辨, 在哲学层面上是以注解《老》《庄》《易》“三玄”, 通过本末、有无等名词概念的辨析来展开的, 这与主要以有无之辨来阐发缘起性空的大乘佛教般若学在论证方式和理论表达形式上有相似和相通之处, 因而为佛教依附玄学创造了条件, 魏晋玄风大倡也造就了佛教的“因风易行”, 并与玄学合流而产生了“六家七宗”等玄学化的佛教学派。由于玄学本质上是儒道之融合, 因而玄佛合流也就具有了三教融合的重要意义, 三教关系也就在思想文化领域拉开了三教并存、融合发展的大幕。

　　经过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全面展开, 相互之间冲突与磨合、借鉴与融合, 三教关系逐渐从《理惑论》的“儒佛道都有助于社会教化”的三教一致论, 逐渐发展到了唐代的“三教鼎立”和“三教融合”, 儒佛道三教不再纠结于相互的争斗, 而是更多地融合吸收另外两家的长处, 不断充实自己、发展自己, 从而形成了三教在并存中竞争、在相异互补中融合发展的新局面。中华文化经过上千年的演变发展, 入宋以后终于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 三教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儒佛道三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最终确立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最佳组合形式。

　　三教相异, 就会有争论, 但也正因为相异, 所以才能互补, 而中华文化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人学”特质又为三教的相异互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1, 从而使三教在追求人生幸福这个共同基点上分别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这正体现了中华文化强调“和而不同”的包容与融合, 是中华文化和谐精神的生动体现。

　　二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东亚社会

　　儒佛道三教在东亚社会的传播, 既不是中国儒佛道在东亚各国的简单延续, 也不是与日本、朝鲜、越南文化的机械式拼装组合, 而是表现为与当地文化的冲突与交流所形成的“和而不同”的相异互补模式构成了东亚文明的基轴, 也使共同体成员能够各取所需地分享其精神智慧和价值理念, 三教关系也呈多样化形态。

　　从三教传播路线上看, 朝鲜半岛是与中国接壤而处的邻国, 儒学大约在公元1世纪左右就传入, 并带动了佛、道教的流播。在朝鲜半岛传播的佛教深受中国佛教的影响。随着佛教僧人陆续赴中国乃至印度求法, 他们通过翻译及弘传佛经, 推动了中国的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和律宗在新罗统一王朝前期的盛行。新罗统一王朝后期, 密宗、禅宗和净土宗也日渐流行, 但到高丽王朝时, 佛教在流传过程中逐渐走向了本土化的道路, 出现了带有朝鲜民族特色的宗派。

　　朝鲜半岛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中转站而将东亚世界联成一体。在儒佛道三教中, 受到日本人广泛关注的是佛教。奈良时代, 在来自中国、新罗的僧人将中国佛教传入日本的同时, 日本学问僧也积极到中国巡礼求法, 将大批汉译佛经章疏传入日本, 促进了佛教与日本神道信仰相结合, 在逐渐兴盛的佛学研究风气中形成了富有日本特色的“奈良六宗”——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华严宗。儒佛道三教在日本传播, 三教关系也受到了关注, 弘法大师空海的《三教指归》, 就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系统讨论儒佛道三教关系的专著, 并对儒佛道三教的优劣进行论衡。

　　中国的儒佛道也很早就传入了越南, 并形成了独特的三教关系。直至今天, 儒学在越南依然有很大影响。越南佛教的许多流派, 则都与中国佛教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越南佛教自古以来一直通行汉文佛典, 这也充分说明了其受中国佛教影响至深。中国道教也在创立之初就传入越南, 从民间传播到上层社会, 19世纪又逐渐回归民间, 形成了漫长的传播史。道教在越南常与佛教相伴而行, 并以神灵信仰和斋醮科仪等为传播方式, 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新道派。儒佛道三教在越南的传播过程中, 虽然相互之间也有冲突和争论, 但深受中国三教融合思想的影响, 三教一致论相当流行。

　　三 东方文明与东方智慧

　　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朝鲜、日本、越南文化, 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透过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及其与儒道形成的三教关系, 以及儒佛道三教进入东亚的历史, 可见东方文化有其独特的思想底蕴和文化精神。

　　历史上, 儒佛道三教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方式、过程及其发挥的作用是各具特点的。儒佛道三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能够与当地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一种相异互补的动态关系, 共同促进了东亚文明的和谐共荣, 其中所蕴含的东方智慧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 儒佛道三教从“天人合一”的致思方式出发, 将关注人生幸福作为共同目标, 这构成了东方智慧的核心要素, 也是三教虽有冲突但以融合为主的根本原因及融合的基础。儒学注重探讨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理想 (理想人格) 及理想人格的实现等问题, 以倡导仁义孝亲的伦理观和仁政德治的社会政治思想为特色, 形成了浓厚的关注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道家从宇宙生命的本体、万物发展的规律“道”出发, 主张天、地、人一体同源, 追求逍遥自在的精神境界。道教从个体生命成长中来体悟“天人一体”之“道”, 并将通过修炼人体内部的精气神达到的“形神俱妙”视为“得道成仙”的最高境界。佛教作为一种本质上追求出世的宗教, 虽基于“人生皆苦”的价值判断, 却包含了对永超苦海之极乐的向往及对人生永恒幸福的追求。这种向往和追求, 与儒道的人生哲学相融合, 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

　　第二, 儒佛道三教对仁爱平等、慈善净心、和谐共生的共同倡导, 促进了东亚各种文明在相异互补中不断更新发展, 为今天亚洲文明的交流互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人文基础。

　　第三, 儒佛道不同的文化在存异的同时, 通过对话交流, 达到的是共存并进、相互了解、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其中体现出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圆融精神, 既促进了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也为儒佛道三教在东亚的传播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在东亚社会传播的三教虽然有着各自的信仰、哲学与文化, 但倡导个人的自觉身心修炼而使人格升华, 都包含着由个人的向善推至社会道德文明秩序的东方智慧, 都将“以和为贵”的思想渗透到东亚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生活中。三教关系的历史经验表明, 文明交流互鉴是必要的, 也是可以实现的。

　　儒佛道三教是东方哲学与宗教的重要内容,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与中国的儒道形成的三教关系, 则成为观察了解东方哲学与宗教的重要视角。今天, 世界的发展正步入后工业时代,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互补、在世界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过程中, 对于如何克制人们日益膨胀的物欲, 恢复人的生活之本然以及解决物质与精神之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东方智慧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透过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视域, 以文化自觉的态度“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由此加深对整个东方文明与东方智慧之现代价值的把握, 可为我们今天建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文化资源。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动态》2019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马云飞/摘）